2023年是云南大学建校满100周年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云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办学100周年。民间文学是云南大学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专业方向，自1937年徐嘉瑞先生到中文系执教开始便一直贯穿在中文系教学、科研、文化传承的脉络中。

民间文学注重到民间去采风，或曰搜集整理。这里主要指的是将民众口头讲述或演唱的散韵文学，转化成书面文字，这其中包含录音、记音、听写、记录、誊录、迻译、转译、整理、汇编、校订、注释、改编等若干技术性手段。当然，对云南来说，对各民族书面典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也同样重要。

云南大学中文系在20世纪开展了若干次大规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积累了一大批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有的已经先期单行出版，有的被纳入了一些民间文学选集，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集中公开呈现。这套“云南大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丛刊”便是弥补缺憾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影响深远的几次大调查

1940年，时任云大文史系主任徐嘉瑞（1895—1977）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研究云南民间小戏花灯的专著《云南农村戏曲史》。在写作过程中，他开展了广泛的实地田野调查，常请昆明郊区农村的花灯艺人讲剧本。徐先生1945年的大著《大理古代文化史》也具备系统的田野调查基础，包含大量民间文学资料和分析方法。这种实地调查的传统在云大中文系特别是民间文学学科一直保持至今。

在这一时期，云大文科各系的学者如闻宥、方国瑜、陶云逵、邢公畹、光未然、岑家梧、杨堃等，都开展过或多或少的民间文学实地调查，并且兼备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这对当时文史学系的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朱宜初、张文勋等。

这次调查云大师生所获成果颇多。比如在采录文本基础上，张文勋先生领衔的大理调查队撰写了《白族文学史》、丽江调查队撰写了《纳西族文学史》初稿，作为“三选一史”的示范本，堪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里程碑。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行本，比如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纳西族创世史诗《创世纪》、彝族创世史诗《梅葛》、彝族经籍史诗《查姆》等。这次调查从搜集文本的数量来说，傣族文本数量最多，比如叙事长诗《千瓣莲花》《线秀》《葫芦信》《娥并与桑洛》等傣文贝叶经和口头演唱文本都得到详细整理。“1958年调查”这一时期，李广田（1906—1968）校长非常重视民间文艺，同时张文勋、朱宜初开始在学坛崭露头角，他们借助大调查，顺势推动了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

1959年，在著名文学家、时任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的主持下，云大中文系开办了中国首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并于1959、1960、1964年招收三届学生100余人。这三届学生中走出了秦家华、李子贤、左玉堂、王明达等一批民间文学家。1962和1963年，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师生组织了两次毕业实习，也即民族文学调查。由于这两次毕业实习调查去的地方多为“1958年调查”未涉足且交通艰险的地区，因此两次实习得到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云南大学的强力支持。其中1962年实习分为三个队，赴小凉山彝族地区、迪庆藏族地区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由朱宜初、杨秉礼、张必琴、杨光汉等教师带队；1963年实习赴彝族撒尼人地区、独龙江独龙族地区、怒江怒族和傈僳族地区调查，由朱宜初、杨秉礼，以及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员李子贤、秦家华带队。这几次实习采风的原始资料，包括彝族撒尼人长诗《阿诗玛》、怒族《迎亲调》，以及钟敬文极为重视的藏族神话《女娲娘娘补天》等，现藏于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

独龙江流域是20世纪中国疆域内最封闭的地区之一，地处滇、藏、缅交界处。进入独龙江需要先进入怒江大峡谷，沿江而上到达贡山县城，再翻越高黎贡山脉方能进入，一年中有半年大雪封山。1963年7月到1964年2月，李子贤带领调查队历经磨难进出独龙江峡谷，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独龙族民间文学进行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63年11月在独龙江畔孟丁村收集的，独龙族村民伊里亚演唱的韵文体《创世纪》史诗文本，这一口头演述传统在今天已近乎于绝唱。

同一方向上，朱宜初、杨秉礼带队进入怒江大峡谷，对沿线傈僳族、怒族民间文学开展调查，取得丰硕成果，为研究怒江民间文学存留了宝贵历史档案。当时进入怒江大峡谷交通条件极为危险，调查队员向峡谷深处走了很多村落，一直到丙中洛的秋那桶村（近滇藏界）。这样的调查力度，即便在今天也是不容易办到的。

另一边，秦家华带队到宜良、石林一带彝族撒尼人中间，不仅采录了经典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有关文本，还对撒尼民间文学做了全面搜集，留下宝贵资料。

在1978之后，云大的民间文学学科得到恢复，时任中文系主任张文勋先生大力支持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在原有师资朱宜初、李子贤、秦家华的基础上，先后调入冯寿轩、张福三、傅光宇等，大大加强了师资力量。有效地支撑了民间文学调查和研究。

正是在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人才培养和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加之1956年到1964年间的大规模调查成绩，1980年教育部委托云大中文系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师资培训班”。1980年3月，来自中央民族学院、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新疆大学、贵州大学、西藏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16所高等院校的20多名中青年教师参加了学习。钟敬文亲临昆明为学员授课，发表题为《谈民间文学的收集记录整理和出版问题》的演讲，他认为“收集就是田野调查”，是科学性的体现。为了配合师训班，云大中文系又编选了28卷《云南民间文学资料集》，将上述几次民间文学调查的文本加以汇编。此次师训班的学员还在朱宜初、冯寿轩、杨秉礼、秦家华等云大教员的带领下，到德宏和西双版纳进行了民间文学调查，采录到一批傣族、阿昌族、景颇族、德昂族等的口头文本及贝叶经，比如《九颗珍珠》《遮帕麻和遮米玛》《神鬼斗争》等。后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经过两届学生试用后于1983年正式出版，系中国首部该选题教材。

此后，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云大中文系的每一届本科生，都进行过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专业实习。中文系教师朱宜初、李子贤、张福三、傅光宇、冯寿轩、杨振昆、邓贤、周婉华、李平、刘敏、段炳昌、秦臻、张国庆、木霁弘等教师先后作为带队教师，参加了民间文学调查。当时，朱宜初先生已年近六旬，仍远赴丽江、德宏等地的偏远山村，早起晚归，亲力亲为，率领同学深入调查。这一时期每次实习调查的时间通常在一个月左右，所获不少，留下了一批调查资料。

后来，民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他们的学位论文研究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新采录的民间文学文本。也就是说，到民间去调查、采录民间文学的传统，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一直没有中断过。

二、1964年和1979年的内部油印本

1958年调查所搜集整理的数以万计原始资料，仅有少数得以出版或内部油印。1963年以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的名义内部出版了《云南民族文学资料》，选用了部分文本。1964年云南大学中文系内部油印了21卷《云南民族文学资料集》，多为手写字体，选辑了较多高质量文本。1976—1979年云南大学中文系内部油陆续印了20余卷《云南民族文学资料集》，主要是在1964年基础上增补了白族等的文本。这批油印本主要是1979年印制，个别是在1976—1977年印制。1964、1979年的两批资料集，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一手资料，但因油印数量少，不易得见。

本次集中出版的文本，正是以1964年和1979年两批油印本为主要底本，整理过程中也参考了原始手稿。这其中筛除了个别不合时宜的文本。

在1964年油印本每册的扉页上，都印有一段《前言》，说明了编选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式。《前言》落款为“云南大学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教研室”，时间是“1964年5月中旬”。其原文如下：

也就是说，这次编选的原则是“选其中较好的作品以及具有较显著民族风格的”“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能为今日的工农兵服务”，因此原始手稿中许多与此相悖的文本未选入，这些筛选痕迹在原始手稿档案中都有记录。当时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教研室，1978年升格为“云南大学中文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室”，一词之易，却是当时比较前沿的尖端系设研究机构。后来，研究室的建制几经调整，形成了今天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的民间文学教研室、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神话研究所的“一室两所”格局。

1979年油印本也有一个扉页《说明》，原文如下：

三、“丛刊”问世的始末

1979年油印本实际上是在为1980年的全国“师训班”做准备，因此只选了小部分文本。而1956年以来若干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的原始手稿资料，多达数千份，还沉睡在中文系资料室。有鉴于此，历次调查的亲历者张文勋、李子贤、秦家华、冯寿轩、张福三，以及此时进入民间文学学科任教的傅光宇教授，都很看重系里这一笔资料遗产。但囿于缺乏经费和人手、资料规模庞大且千头万绪、出版条件制约等因素，在1980年“师训班”结束后，一直没有启动资料整理工作。这一阶段资料保存在东陆园的熊庆来、李广田旧居，这是会泽院后面的一幢中西合璧的小别墅。

1997年中文系参与组建人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2004年又改组文学与新闻学院。这一阶段包括这批资料在内的中文系大量旧资料，已经转移到英华园北学楼，但由于资料管理人员变动频繁，此时已经无人知晓民间文学资料的确切情况，处于“消失”状态。

2006年，中文系再次参与重组人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由段炳昌教授任院长、王卫东教授任中文系主任。正是2006年在杨立权博士的清理下，使得这批民间文学资料重见天日。这一阶段及此后数年，段炳昌、王卫东、黄泽、秦臻、董秀团等教授，都为这批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计划贡献了很大心力。人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的建制一直维持到2015年底，其间还涉及学院整体搬迁到呈贡新校区。但因为中文系办公地点几经变更、出版意见存在分歧、经手工作人员也几经易替，资料的整理一度搁浅。

直到2015年12月，以中文系为主体组建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学院又搬回东陆校区，进驻东陆园映秋院办公。李生森、王卫东两任院长以及李子贤、段炳昌、秦臻、黄泽、董秀团教授再次将这批资料的整理和公开出版提上议事日程，列为学院重点工作。为此，学院多次召开座谈会，张文勋、李子贤、李从宗等老先生在会上回忆了当调查和整理的情况，并为出版这些资料献计献策。在资料识别录入工作早期，由时任云南大学出版社编辑伍奇博士经手整理；后期高健博士做了大量工作。

2019年，笔者正式接手主理此项工作。在上述老师以及赵永忠、陈芳、王新、黄静华、杜鲜、罗瑛等老师的支持下，组织本科生、研究生开展大规模系统整理。并且，我们通过多种途径补齐缺漏文本、建立了档案和目录体系、在映秋院建立了资料贮藏室。在这一过程中，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李道和、何丹娜、卢云燕老师，云大出版社的王昱沣、段然老师，云大档案馆的宋诚老师，都不同程度提供了帮助。尤其是高健博士2021年接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后做了很多幕后贡献。商务印书馆的冯淑华、张鹏、肖媛等编辑老师也在最后阶段给予了专业的支持。

从2004年算起，该项整理工作，先后获得了云南大学211工程项目、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项目、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百年中文”项目、云南省“兴滇人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项目、云南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支持项目等的资金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1958年调查”有一部分文本因不同原因未纳入“丛刊”的首批出版。第一种情形是先期已经公开出版。例如纳西族史诗《创世纪》在196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2009年再版。第二种情形是搜集整理工作不是云南大学师生主导（但有不同程度参与）。例如《查姆》主要是云南师范大学师生搜集整理，但其中云南大学学生陶学良、黄生富等人参与了整理。而《阿细的先基》则主要是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搜集整理。第三种情形是后人重新整理，但原稿不全。例如壮族逃婚调《幽骚》，系刘德荣（云大中文系1970届毕业生）、张鸿鑫（云师大中文系1959届毕业生）在1958年调查油印本资料的基础上，于1984年重新搜集整理出版，但原稿已残缺。这些文本清理和研究也很重要，留待日后再做。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丛刊”第一辑的分册安排如下：

《云南大学1958年白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集》。主要1958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张文勋先生领衔）搜集整理的白族民间文学文本，但实际上该册白族文本采录的跨度是从1950—1968年。1956年到1958年的少量文本采录为“1958年调查”奠定了基础，1959年到1963年的调查，实际上是“1958年调查”的延续，有些也是在撰写《白族文学史》的过程中的补充调查。其中也包括怒江地区的白族勒墨人、白族那马人的文本。

《云南大学1958年傣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集》。主要是1958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西双版纳调查队（朱宜初先生领衔）、红河调查队，在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红河等地区搜集整理的傣族民间文学文本。

《云南大学1959—1962年傣族叙事长诗调查资料集》。主要是“1958年调查”西双版纳调查队于1959年在西双版纳采录的叙事长诗，以及1962年云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实习，在傣族地区采录的长诗。包括《章响》《苏文》《乔三冒》《苏年达》《千瓣莲花》《召香勐》《帕松敏》《姆莱》《召波啦》等长诗。

《云南大学1962年藏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集》。主要是1962年云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实习，在迪庆、怒江等藏族地区采录的民间文学文本。

《云南大学1963年怒江民间文学调查资料集》。主要是1963年云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实习，在怒江和独龙江流域傈僳族、独龙族、怒族地区采录的民间文学文本。本册还包括迪庆州维西县傈僳族的资料。

《云南大学1962—1964年彝族、哈尼族、壮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集》。主要是1962、1963年云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实习，在宁蒗、石林、元阳、红河、金平等地采录的彝族、哈尼族、壮族民间文学文本。

《云南大学1980年德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集》，主要是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师资培训班”教师和学员，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采录的傣族、阿昌族、德昂族、景颇族民间文学文本。此外还附有田野调查笔记。

四、跨越70年的师生代际协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次大调查，是师生合作的成果。那个时代，研究和教学条件简陋，外出调查的交通和后勤条件非常艰苦。但在青年教师和青年学子的通力合作之下，这几次调查反而是取得成果最丰硕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及此后的调查，大体也采取师生合作的方式。

从1964年和1979年油印本的署名情况来看，可以大致整理出从1958年到1963年参与历次调查活动的师生名单，这也是本“丛刊”所收入文本的来自云南大学的调查者名单。需要说明，由于当时具体调查人员的细节难以考全，以下名单是不完全名单。

时任教师：

张文勋、朱宜初、张必琴、张友铭、杨秉礼、李子贤、秦家华、郑谦、徐嘉瑞等。（当时还有其他教师参与，暂未考出。）

本科生：

1944级汉语言文学：陈贵培

1947级汉语言文学：朱宜初

1948级汉语言文学：张文勋

1951级汉语言文学：杨秉礼

1954级汉语言文学：赵曙云

1955级汉语言文学：张福三、杜惠荣、杨天禄、魏静华、喻夷群、李必雨、王则昌、李从宗、杨千成、史纯武、景文连、朱世铭、张俊芳、戴家麟、向源洪、吴国柱、刁成志、杨光汉、佘仁澍、戴美莹、“集体署名”

1956级汉语言文学：周天纵、余大光、李云鹤、“集体署名”

1957级汉语言文学：高连俊、余战生、陈郭、唐笠国、罗洪祥、仇学林

1958级汉语言文学：陶学良、陈思清、吴忠烈、陈发贵、黄传琨、黄生富

1959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李仙、李子贤、秦家华、曾有琥、田玉忠、李荣高、郑孝儒、马学援、杨映福、周开学、吴开伦、马祥龙、符国锦、罗组熊、李志云、翁大齐、梁佩珍、朱玉堃、王大昆、段继彩、杞家望、陈列、孙宗舜、卢自发、曹爱贤、雷波

1960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杨开应、李承明、马维翔、胡开田、吕晴、苗启明、李汝忠、左玉堂、张华、吴广甲、肖怡燕、何天良、李蓉珍、董开礼、夏文、张西道、冷用刚、李中发、李承明、陈荣祥、杨海生、张忠伟

2019年底接手整理工作之后，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专门划拨实训场地存放这批资料，又以百年校庆和百年系庆为契机，为组织学生参与整理提供了制度和资金支持。在突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困难条件下，首批出版整理工作到2022年夏天正式完成，并提交商务印书馆。在这一阶段，笔者带领学生，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高效推进了文字电子录入、校对的巨量工作。参与资料整理、录入、校对的学生名单如下：

本科生：

2018级汉语言文学：张芮鸣

2019级汉语言文学：高绮悦、常森瑞、施尧（白族）、李江平（彝族）、张乐、王正蓉、李志斌（回族）、丁斯涵、赵潇、王菁雅、赵洁莉（壮族）、杨丽睿、任阿云、张芷瑄

2019级汉语国际教育：陈佳琪、张海月、李堋炜（白族）、黄语萱、黄婉琪、顾弘研（彝族）、林雪欣（壮族）、罗雯、万蕊蕊

硕士研究生：

2018级民俗学：郑裕宝、陈悦

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田彤彤

2019级民俗学：刘兰兰、龚颖（彝族）、晏阳

2019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王旭花（彝族）

2020级民俗学：梁贝贝、周泓杨、张晓晓

2021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赵晨之、曾思涵、冉苒、茜丽婉娜（傣族）、宋坤元、郑诗珂、夏祎璠、吴玥萱、闵萍、杜语彤、黄高端

2022级中国民间文学：满俊廷、徐子清

博士研究生：

2020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王自梅（彝族）

2021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杨识余（白族）

2022级中国民间文学：杨慧玲

上述学生，全部听过民间文学有关课程，他们都对民间文学有或多或少的兴趣。在整理工作的第一阶段，本科生对文字录入有重要贡献；整理第二阶段，早期硕士生对校对工作贡献较大；整理第三阶段，后期硕士生和博士生对细节编辑工作贡献了力量。

从20世纪50年代的师生合作调查，到21世纪20年代初的师生合作整理，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本再次发挥了科研和育人作用。如果从徐嘉瑞先生算起，从调查、油印到再整理、出版的过程，中间大约经历了本系七代学人。目前所呈现的“丛刊”是正式出版的第一批文本。当然，调查、整理的成果和荣誉是属于几十年来参与此项工作的全体师生的，而出版环节如有失误和瑕疵则由编者负责。

五、整理和编辑说明

“丛刊”的整理、研究和出版，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其“艰难”主要是由于这批历史资料游走于口语和书面、民族语和汉语、原始记录和整理文本之间。对待这种特殊性质的历史文献档案，不仅要具备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基础理论素养，还要有对云南现代社会文化史、行政区划史、民族关系史的相当把握。许多学生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出知识盲区，这是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锻炼机会，同时对笔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丛刊”编辑的过程中有一些情况，需要做如下说明：

（一）年份问题

由于20世纪下半叶本系经历过多次民间文学调查，规模大小不一，地区远近不等，因此有些民族的调查时间跨度比较大。比如白族的调查资料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68年，其中以“1958年调查”的资料为多，其前期预备工作其实从1956年就开始酝酿，那时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省文联都参与过有关工作。“1958年调查”是从1958年底开始的，一直到1959年底结束。而后来为了编写《白族文学史》又进行过若干次补充调查。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资料搜集整理的时间年份不一，但由于“1958年调查”这一事件是核心，因此资料集以“1958”为题，以彰显“以事件为中心”的民间文学学术史理念。其他几册的情形也基本如此，年份命名都以学术史眼光来加以判定。

（二）篇名问题

民间文学书面整理文本的题目、或曰篇名，基本上都是搜集整理者根据文本情况起的，多数并不是民间口传演述的题目。在民间演述过程中，往往也不会刻意起一个题目。因此在1964、1979年油印本中，有很多篇目的标题相互嵌套，比如《开天辟地神话》《开天辟地的故事》《关于开天辟地的传说》，同时使用了三个文类概念。对这种情况，编辑者一律将其改为“神话”，如遇到重名，则采取“同题异文”的编排方法，在同一篇名下区分“文本一”“文本二”。有少量标题比如“情歌”“儿歌”之类，大量重复，为了区分则用起首句子重起标题。

（三）地名问题

由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云南省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巨大变迁，地名变化较多。本次“丛刊”统一采用2022年的地名和行政区划。在必要时对原地名和原行政区划做出标注，以利研究。地名标注统一使用全称，例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云南省地市级行政区划的地名变更主要涉及“思茅地区——普洱市”“玉溪地区——玉溪市”“丽江地区——丽江市”，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名变更主要涉及“中甸县——香格里拉市”“建水县——建水市”“路南彝族自治县——石林彝族自治县”“潞西市、潞西县——芒市”“碧江县——泸水市、福贡县”等。乡镇级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是合并、撤销居多，统一使用当前区划名称。

（四）族称问题

德昂族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被称为“崩龙族”，本书中一律使用现称“德昂族”。独龙族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被称为“俅族”“俅人”，本书中一律使用现称“独龙族”。

对于现有56各民族之下各民族的支系，有的支系在学术研究上常常单另看待，这部分民族支系统一采用“某某人”的写法，例如白族勒墨人、彝族撒尼人、壮族沙人。

（五）语言问题

“丛刊”在整理过程中，语言和文字的识别和订正是最大的障碍。

第一，1964年、1979年油印本使用了大量“二简字”，“二简字”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0年向全国征集意见、1966年中断制订，到1972年恢复制订、1975年报请国务院审阅，1977年12月20日正式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二简字”于1986年6月24日废除。因此，大量笔者以及学生都没有使用过“二简字”。识别并更正“二简字”造成了极大工作量，对2000年前后出生的学生来说更是极大挑战。

第二，许多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翻译成汉语的时候，采用了云南汉语方言词汇，例如“过了一久”“老象”“咯是”等。笔者相对精通云南方言词汇，整理过程中全部保留了原词，必要时加注释解释意思。

第三，有些民族语词汇翻译时采用了不同的汉字，比如“吗回”“玛悔”“妈瑞”都是“穷小子智救七公主”故事的标题，这种情况都保留了原用字，并加以说明。有个别地方采用了通行用字。

第四，油印本中的用字不规范之处，皆予以更正，比如“好象”改为“好像”，“一支老虎”改为“一只老虎”等。

第五，由于油印本年代较久，保存状况较差，有些地方由于纸张破损、墨迹晕染、墨迹淡化、手写字迹潦草等原因无法辨认。对无法辨认的字，如果能根据上下文还原的，皆予以补全；如果无法还原，则用脱文符号“□”占位。

第六，由于云南各少数民族普遍通用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语言，故有的文本用民族语讲述后经过翻译，有的文本则是讲述者用汉语讲述的，这一点在部分文本原稿中并没有明晰的记录，故无从查证。

第七，本“从刊”有很多文本涉及傣语、彝语、白语、藏语等民族语的词汇，有的如果用汉语思维去理解会有逻辑瑕疵。对此，我们尽量保留原文面貌，交给有语言背景的读者去判断。

第八，有的同一个词语，原整理者在不同篇章做注，表述上略有差异。为保持原貌，予以保留。

（六）体例问题

“丛刊”文本大多数都有采录信息，包括讲述者、记录者、整理者、翻译者、时间、地点、材料来源等数据项目。这些信息对研究来说意义重大，因此全部保留，有些信息还根据资料整理成果予以补全。由个别文本没有任何采录信息，为了体现油印本的收录全貌，也都予以保留。

凡标注为“编者注”的脚注，都是“丛刊”编者所作，没有标明的都是原整理者所作脚注。

（七）表述问题

原文本中，有些文类划分、文类表述有歧义，比如“寓言故事”。这一类问题皆按照当前最新的民间文学理论加以订正，力求表述清晰。对于材料来源的表述，没有特别说明的，都是口头演述。

原文本中有些表述，在今天的学术伦理中属于原则问题的，皆予以删除。例如有一则故事的附记是：“内容宣传×教，作反面材料。”这显然是不符合当前学术伦理的。还有有关历史上多民族起义事件的传说，也涉及一些不符合当前民族宗教表述伦理的语汇，也予以删节。

（八）历史名词伦理问题

在个别文本中，原搜集记录者标出了讲述者的“富农”“贫农”身份，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用来区分人的手段，带有对讲述者的政治出身评判，因此出于学术伦理的考量，一律删去。

（九）署名和人员问题

纳入本“丛刊”的文本，都与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关，或是由云大师生搜集整理、或是由云大组织调查、或是搜集整理工作与云大师生有合作关系。但是涉及到的具体人员未必都是云南大学的，例如刘宗明（岩峰）是西双版纳州文化馆工作人员、金云是宜良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杨亮才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著名学者等。这些民间文艺工作者居功至伟，特此致谢。

1980年“师训班”赴德宏等地的调查人员中也有来自其他高校的学者，这部分学者已尽可能注明其单位。

由此牵涉出的所谓“版权”问题，在此作如下说明：第一，中国民间文学的知识产权划分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立法共识，学界、法律界和全国人大为此已经开展了若干次大讨论。如果从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民间广泛流传的口头文学（包含与口头法则有关的书面民间文学材料）的知识产权不应只属于特定个人（尤其不应专属于搜集整理者），因为“专利化”不利于民间文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再创编、传播、流布和共享。第二，“丛刊”已经尽最大努力还原每一篇文本的讲述者、翻译者、整理者，并标出姓名，如有读者能够提供未署名部分的确凿证据，编者十分欢迎并致力于还原学术史。第三，“丛刊”致力于为学术界、文化界和广大群众提供历史资料，如有读者引用、采用本“丛刊”文本，恳请注明出处和有关署名人员。

有些文本，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前辈手中经过了二次整理，例如傣族的《岩叫铁》于1958搜集整理，到1985年张福三、冉红又对其重新整理。对此，“丛刊”尽量将两个文本都加以呈现，并对新整理文本有关人员也予以署名。

编者衷心希望和欢迎历次调查、整理的亲历者提供资料。如条件许可，后续我们将继续编选《续编》，出版此编以外的散佚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本。在此，也要向在调查、整理和编纂各个阶段发挥巨大作用的张文勋、朱宜初、李子贤、秦家华、傅光宇、张福三、冯寿轩等先生致以崇高敬意。在出版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冯淑华、张鹏、肖媛三位老师付出了许多心力，使得丛刊避免了诸多讹误。在此特致谢忱。

2023年2月22日于云南大学东陆园
 
 

本文引自澳门威威尼斯welcome编《云南大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丛刊》（七卷）商务印书馆，2022年。
 
 

注释省略，请参见原书；引用请核对正式出版书籍。